期刊精粹 | 学术批评后的思考——基于对《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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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不仅中国的工业产品走出了国门，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作为规划工作者，我们在不断汲取西方规划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同时，难免会想，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国际领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国际同行是如何评价我们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工作的？吴缚龙教授用他的专著《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独特的答案。作为一位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接受系统的城市规划教育，之后在英国知名学府任教的学者，吴教授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似乎与中国城市逐渐走向国际的步伐隐然合拍。对于这部向国际讲述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专著，国内学者又会有怎样的评价？为此，我刊特别组织了专辑——《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评述。接下来的几天，杂志的微信公号将抢鲜放送专辑文章，让我们一起来静静心、烧烧脑，领略这场头脑风暴。
本专辑的立意是受《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孙志涛、秦潇雨之托，向国内读者介绍新书《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因为国内的学术批评较少，本人愿意以此作为靶子进行尝试，请诸位学者对国际上的中国研究提出一些批评乃至批判，希望能够在国内的城市规划学界倡导一种批判性思考的学术精神，从而革故鼎新，推动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本专辑特别邀请了几位国内一流的规划师和规划学者提出批评，以推动国内学界的学术批评。明确了这个立意，编辑部还特别向作者们说明希望书评不局限于介绍，而要提出不同意见。现在所辑录的书评，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得本次活动富有实际意义，作为该书作者，本人亦深感欣慰。
首先非常感谢国内同行对该书的肯定，诸位在评述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了方便读者，本导读对书评加以梳理、综合，并反思该书的写作得失。本书原标题是《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意在跟随并扩展彼得·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一书，采取有一说一的解说方式，不局限于用单一的理论视角统领规划实践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与区域规划》是规划史的辅助读本。而在写作《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一书的后期，我在思考为什么读者要了解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国内读者而言，他们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可能远远超过作者。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要掌握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纷繁芜杂的具象脉络实属不易。这就要求本书大胆地采用远观的写作方式，加上了“为增长而规划”的主标题。虽然这样的视角可能引发潜在的谬误，但考虑到作者在海外工作，有地域局限的借口，可以不惜抛砖引玉。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分析视角，也为文书提供了便利。并且，近年来英语学界汗牛充栋的中国城市研究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然而这种高度概括的方式，虽然辅之以众多的案例，但确实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书中的基本概念模糊，前后不完全一致。“增长”、“发展”和“现代化”是不同的概念，而所谓的“增长机器”更有其特殊的北美地方政治的渊源，试图用这些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宏大历史是错误的。实际上我也意识到这样的错误，在书中不断予以修正，但是并不是非常成功。其实，我更多地是采用比较姿态（comparative gesture），而不是将增长机器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我的兴趣在于理解中国的规划，而不是为理论做贡献。这些试图打通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在联系的尝试和努力是可嘉的，但是并不十分成功。就本质而言，本书并不是一本真正的规划历史类书籍。
规划的增长主义是在1990年代特定的发展环境下形成的，是否会随着增长模式的终结而消失，仍有待观察。而规划师为国家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似乎贯穿于各个时期。因而区分“增长”和“发展”十分必要和重要。虽然规划适应了中国的市场环境，为土地经营和地方营销而服务，成为其有效工具，但是规划的内容和过程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工具论”。从研究风格上，虽然笔者试图摆脱西方理论的范式，并在最后的论点中，对增长机器理论予以修正，但实际上仍然受到了简约化思路的影响。甚至从根本上说，中国的规划不是单纯的为了增长，而是与特定国情下的宏观政治息息相关。在本书的结尾中，增长的概念被突破了，笔者特别大胆地抛出“为增长而规划不等同于为市场而规划”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增长机器”一说。
其次，“如何从价值上公正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城市规划所起的作用”？除了指出增长在特殊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外，张京祥和陈浩还认为，中国规划有更多元的内涵主题，规划客观上推动了城乡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陈小卉强调要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规划，规划引领了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引导了“现代化城市的有序建设”。规划不仅促进发展，也起到了控制作用，“规划正是发挥了利益协调平台的作用，促进了各个部门利益以及公众利益在空间上的统筹协调”。王红扬则从哲学的深度，指出政治经济视角的局限，认为规划不是也不可能服务于单一的目标。他从“整体性”的视角判断，规划是取得“整体最优”的努力。事实上，结合下面关于选取案例的局限来讲，如果选取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更为宏观的国家性开发项目，可能能够更为全面地显示规划的整体性。资本（特别是土地资本）运作是规划所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正如书中引用所提及，规划师通常对经济运作考虑不足，更不可能只是为经济增长而服务。虽然书中引用提及了很多规划工作者和规划相关人士的言论，但是并不确定这些访谈和言论的代表性。
再者，案例选取是否具备代表性和全面性？当时选取案例时的考虑是“便捷性”，是作者相对比较深入了解的案例，以便讲出数字表象下的故事，这样更多的是“管中窥豹”，是否因此就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作者当时选取案例的“随意性”，其实就是不想看重成功案例，就像城市研究者不应仅关注“主街”一样。但是，选材或许还是会导致片面的结论。陈小卉指出选取花桥而没有选取苏州工业园是个遗憾。马向明建议选取浦东新区、深圳特区、苏州中新工业园的案例，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现代规划的宗旨和过程。他进一步指出，规划有其自身的逻辑，比如中国是外向型经济，是资本的输入地，需要“空间生产”，引发城市规划的实际需求，安排生产空间。进一步讲，中国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人们有着强烈的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城市建设，需要城市规划，对规划有实际的、客观的需求。而本书在这阶段的解说中，过于强调政府的地方营销行为，认为规划为政府服务、体现政府的发展意志。但是因为外向型经济的缘故，规划发展经济的同时似乎也为输入的“资本”服务。后者更接近哈维的观点，即政府的能力有限，不得不借助于市场之力。但是，如果采取更为彻底的“比较姿态”，是否资本运作的逻辑只是更多地附属于经济活动过程中，而不是主导规划的首要目标，即用这种以资本运作的逻辑来通观古今的做法是否混淆主次、以偏概全？这就回到了王红扬的“整体性”疑问，即规划过程是否从属于单一逻辑？陈宏胜和李志刚建议要扩展到观察规划的全过程，即目的、立项、编制、公示、实施等全过程，特别是其中不同利益或群体的博弈。虽然本书描述了规划的“政治”，似乎受到了增长机器理论的启发，但是总是采纳单一解释的姿态（实际上混淆了若干单一解释，即资本逻辑的解释和国家现代化的解释），没有科学地把握规划的政治过程。从而背离了增长机器对政治经济研究的修正。然而实际上，本书在背离增长机器的解释之后，未能构建新的基础理论范式。
最后，如何探索规划的重构之路？张京祥和陈浩认为，《为增长而规划》是对中国此前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历史性总结。但是，更为有意义的是，要从过去看到未来。从微观的尺度上，他们已经看到了规划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认为规划的公共参与显示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确实，如陈宏胜和李志刚所述，如果全方位观察规划过程，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规划的复杂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为增长而规划》所述的历史遗产还远未结束，规划的“公共性”依然值得考量。而本书关于公共性缺失的几种可能性解说就值得进一步探索。政治经济解说的最新发展认为，资本的逻辑导致“去政治化”，挑战规划的民主政治过程。但是，这种解说过于片面。资本的逻辑存在，但是，就如所有的评述人所看到的，这不是规划的全部。造成公共性缺失的，不仅是增长主义的逻辑，还需要更为深入地了解政治过程。
因为简简单单地采用“增长”一词，导致本书整体结论的混乱，这是非常遗憾的。笔者在2000年的一篇广为引用的关于上海全球化的论文中就指出，中国建设“全球大都市”有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双重维度，并不仅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外资流动、向具备“市场化”的地方(全球城市)流动这样的单一维度。全球城市是“国家的工程”，而比较深刻地解读该文的西方引用者，认为该文实际上是对（西方）“城市的企业化治理”的反证。同样的，本书实际上叙述的是一个“不是为了增长而规划”的故事。狭义的增长（如土地财政）是特定历史、特定体制下的表象，可以得到迅速瓦解和修正，而本书所描述的纵贯历史的规划活动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确实不是一本关于规划史的书。
在虚心接受众多中肯的评述之后，笔者还是很高兴地回顾并认为，本书写作完成了初衷——写作过程轻车熟路，非常愉快，不像写杂志论文那样，总觉得有匿名评审的干扰。而写出来的书并不是很枯燥，各路读者各取所需，展开思考，各抒己见。其中一个原因概因笔者当初是在答应出版社写作之后三年才开始动笔；其二，本书的定位是写一本“小书”，虽然采用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值得商榷的“高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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